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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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8月7日,東湖高新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專題黨課暨先進典型事迹報告會在光谷公共服務中心舉行,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副院長韓道作為科技創新的典型代表,分享了自己入黨10年、從事科技服務行業7年的心路曆程。韓道大學時期就立志“科學報國”,畢業後果斷放棄回深圳當企業高管的機會,選擇留在武漢光電工研院,帶領團隊兩三人探路科技成果轉化,曆經困難與坎坷,先後推動高校科研成果“三權下放”,通過提供專業科技服務助力一系列“卡脖子”技術成功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扶植了一批高科技企業迅速成長壯大。

韓道并沒預料到,繪制一張完整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優化圖”,竟是如此繁瑣的“苦差”——這是2013年初,而這一年于他而言,注定是奔忙且不尋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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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初生之年”——依托一所理工見長的知名高校、憑借幾位“前科研工作者”,懷着熱忱、敏銳和隐而不宣的情懷,這個新型科技協同服務平台于2012年初獲批成立,當年10月12日正式挂牌——而這一天也就成了大學老師韓道的正式“身份轉換日”。 博士畢業留校兩年,離開實驗室,放下熟悉的顯微鏡和培養皿,還來不及撣盡三尺講台上的粉筆灰,便匆匆踏上嶄新賽道。從華中科技大學老師,到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從學術科研到“成果轉化”,前路闊朗,卻人迹寥寥,“拓荒”的興奮感與陌生感并駕齊驅——而此番境遇不僅是個體的,更是行業的,甚至極具代際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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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在五年前還是個拗口而陌生的概念——不僅在大衆認知與公共話語中寂寂無聲,甚至對于許多科研工作者而言,這個語彙也是割裂而遙遠的。不解是直觀而顯見的——韓道的家人頻頻追問:“大學老師當得好好的,搞什麼企業?做什麼轉化?”而教授們對此也是疑慮重重:“成果的所有權及使用權何屬?程序是否繁瑣?”而“書齋”與“産業”之間到底有多遠,“探路者”甚少,韓道與他的團隊“硬着頭皮、溯源摸索”。

彼時,科研成果轉化項目如超過500萬需向教育部申報,而若超過800萬則需教育部與财政部批示。而對于深耕“成果轉化”這一産業服務領域的光電工研院而言,頻頻申報意味着要将極大精力投入到重複性工作之中,領先的科技成果也極有可能“胎死腹中”——推動程序簡化無疑是當下的燃眉之急。

事實上,高校科研成果的“三權下放”(即處置權、審批權和收益權),在細節和實踐上依舊疑題重重。對于韓道和團隊成員來說,這個關鍵性問題自然成了“拓荒首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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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個人,500多個日夜,摸透17則法律法規及相關文件——讓一張“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優化圖”羽翼漸豐,難度堪比一場複雜實驗。這張标注了解決方案、簡化形式、法規依據的“巨幅圖表”,經由武漢東湖高新區與科技部上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深度研究後,很快有了國家層面的回響。

這個故事在湖北日報頭版刊出那天,正值國家高新區管委會主任聯席會議在武漢召開。油墨尚溫,報紙已在105位與會代表之中遍傳。這個時刻令人記憶猶新。而對于韓道而言,欣喜之餘,深感重擔在肩,“以機制突破為原點,成果轉化之路果真大有可為”。

随後,2014年底,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201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2018年3月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确提出,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

六年荏苒,如今,創業創新家喻戶曉,而“科技與産業的融合、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無論對于政府、資本、高校管理者、科研工作者,都已廣為人知”——今年初,有意從斯坦福大學回到華中科技大學的青年教師中,“回國後科研成果能否順利轉化”已然成為關注度頗高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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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以相輔?

 

“光谷與華中科技大學,則類似矽谷與斯坦福大學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在韓道看來,在人才、專家、科研平台、技術源頭等諸多維度,二者之間不僅限于交流互通,還有着支撐性的、機理性的“結構性關聯”。

而與高校、科技“先天親近”的光谷似乎永遠“年輕”——對于在深圳長大的韓道而言,這盎然氣息是極熟悉的,“光谷的魅力在于‘年輕’——新産業、新移民、多元化,我們從前有‘武漢三鎮’的說法,現在則公認是‘武漢四鎮’。光谷這個三年間人口流入達60萬的‘新鎮’,事實上是武漢從老工業基地向科技創新之城成功轉型的生動剖面”。而光谷在産業結構與發展路徑上的“年輕化”,也浸潤其每一個顯性細節——在通勤班車上、在園區食堂裡、甚至在深夜便利店門口,年輕人的神情總是相似,他們不願服輸,有着率真的笃定。

在韓道看來,光谷“芯屏端網”布局本就是“一個體系”,不過,就某一單獨領域而言,也許武漢的競争力并非是一騎絕塵的——北京與上海的芯片行業更為成熟,深圳集成電路設計體量與規模不容小觑,國内最具實力的幾家顯示屏公司也不在武漢——存疑的問題是,産業結構本身是否可稱“城市标杆”?

而光谷乃至武漢的真正優勢在于“密度”。在僅有500餘平方公裡的光谷,産業集群、技術源頭、人才彙集的“密度”意味着“效率”,幾方“互動”則意味着“活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光谷,也許沒有下遊的飛瀑激流,卻本就是汩汩不息的可溯之源。

這個 “敢于轉變、善于轉化”的“第五城”,在人才資源上也獲得更多機會。在韓道看來,與“留住人才”相較,“人才流動”是更具關鍵性的。“我們更欣喜的是,許多北上廣深、甚至海外歸國的成熟人才在不斷回流”,而“成熟人才,攜成熟技術、産品、經驗,回漢就業或創業,意味着這個城市在‘升值’。”

城市“升值”自然帶來“結構性機遇”,因此毋庸贅述“情懷”或“機緣”——用極樸素的話來說,是“回來有事做”。光電工研院育成投資基金的副總張傑,便是頗為典型的一例——從南洋理工大學畢業,曆任全球知名專業信息服務公司金融分析師和知名投資公司風險投資總監,在2014年回漢發展,為光電工研院的科技領域風險投資闆塊開辟疆土。


 

轉身,“舉燭”

光電工研院的“轉化之路”,也意味着韓道的“徹底轉身”。“放棄”實為一種“敬畏”,“科研行政雙肩挑,對我而言很難兩全,無法盡好教書育人的責任”,因此,決定承擔工研院職務的一刻,他徑直離開了學術科研崗位,雖不舍卻笃定。

在科研舞台上,從“台前”退居“幕後”,從“親為”改做“服務”,在韓道看來,“教授和企業是主角,而我們作為第三方科技服務機構,解決科技和産業創新中的問題”。新問題接踵而至——例如,制造業這個“沒有故事的老同學”難獲青睐,“理解壁壘”難越、資本耐心有限,光電工研院發起成立專注光電産業投資的育成創業投資基金;武漢缺少小批量、多品種加工平台,光電工研院則搭建平台提供定制服務;針對精密儀器的進出口小單,成立服務中小微企業的外貿子公司。

不過,在光電工研院的孵化及投資項目中,獲得感和成就感依舊豐盈——2013年,光電工研院推進“顯微光學切片斷層成像系統”(MOST)知識産權組以1000萬元挂牌交易,這是當時國内科技成果轉讓項目中,标的最大、個人及團隊分配比例最高的案例;孵化企業華引芯(武漢)科技有限公司以高端led芯片定制及micro-led應用打破國外巨頭在該領域壟斷地位;培育企業武漢尚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發出一系列OLED核心發光材料,成為全省唯一、國内少有的OLED核心材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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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光電工研院已累計申請知識産權700餘項(含孵化企業),共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項目32項(含轉讓作價和投資入股),成果轉化金額超過2.5億元;集聚了百餘位海内外高層次人才,對接科研項目超過140項,培育企業已超百家,培育企業投後總估值超過40億元,累計獲各類風險投資和産業資金4.5億元。 

“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似是一種“使命”——成為“舉燭人”的韓道,依舊悄然持守着某種“情懷”。在光電工研院,有一份特殊的“約法三章”——其一,教授不能兼任總經理,潛心教書科研即可;其二,首輪融資結束後,發明人團隊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50%,公司是“發明人的公司”;其三,不提倡教授用在讀學生做公司員工,前路尚遠,學生們本應專心向學。

在這裡,科技解放與産業創新真正的休戚與共,不僅是“共赢的”,亦是“機理的”。而對于韓道而言,航路幾易,雲帆未改,心存熱切與笃定,何需引頸長歌。 

截至目前,光電工研院已累計申請知識産權700餘項(含孵化企業),共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項目32項(含轉讓作價和投資入股),成果轉化金額超過2.5億元;集聚了百餘位海内外高層次人才,對接科研項目超過140項,培育企業已超百家,培育企業投後總估值超過40億元,累計獲各類風險投資和産業資金4.5億元。 

“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似是一種“使命”——成為“舉燭人”的韓道,依舊悄然持守着某種“情懷”。在光電工研院,有一份特殊的“約法三章”——其一,教授不能兼任總經理,潛心教書科研即可;其二,首輪融資結束後,發明人團隊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50%,公司是“發明人的公司”;其三,不提倡教授用在讀學生做公司員工,前路尚遠,學生們本應專心向學。

在這裡,科技解放與産業創新真正的休戚與共,不僅是“共赢的”,亦是“機理的”。而對于韓道而言,航路幾易,雲帆未改,心存熱切與笃定,何需引頸長歌。

 


 駱海明,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哈佛醫學院麻省總醫院博士後。于2018年回國,同年入選國家高層次青年人才項目與湖北省第八批“百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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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駱海明還是美國哈佛醫學院麻省總醫院的一名博士後,在美國的科研工作按部就班、平穩有序,“當時導師也很欣賞我,非常認可我們中國人的勤奮努力。”駱海明笑着補充。但是平靜的生活背後隐藏着他隐隐約約的擔憂,一方面跨文化交流的障礙讓海外的學者難以找到合适的教職崗位;另一方面在美國,生物醫學領域已趨于平穩,短時間内很難做出新的重要突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内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生機蓬勃。就在此時,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向駱海明抛出了橄榄枝,像一顆火種點燃了駱海明心中的理想抱負,駱海明幾番考慮之下,終于做出了歸國這一重大決定。


“在美國如果按導師的思路做科研,他會喜歡你,但我既然選擇了做博士後,就是對學術有自己的追求,想要遵從自己的想法。”駱海明堅定地說道。“在國外可能一直做也沒什麼問題,走的時候導師也在不斷挽留我。但我還是希望能夠在研究中心取得一些真正的成就,我必須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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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海明回國後在生物醫學光子學、多模态分子影像等領域開展了理論和實驗研究工作,積累了大量的研究基礎和經驗,帶着學生們在科研之路上朝着一個共同的目标持續努力着。


海外研究經曆中曾有一件事給駱海明留下深刻印象,剛到美國時,導師讓他做一種細胞因子蛋白,盡管他在國内有相關的研究嘗試,但使用的蛋白是不一樣的,第一年非常艱難。最後他經過大量的努力還是做出來了。這之後他給自己重新找了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已有學生嘗試過,但做不出來結果,但他就是要做别人做不出來的東西。堅持了六個月,結果讓導師非常欣喜和贊歎:“不錯不錯,真沒想到你竟然做出來了。”


回國後,在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駱海明的執着、堅持也得到了最大的發揮,在駱海明心目中,研究中心最重要的吸引力是創新精神:“研究中心的領導非常重視創新精神,給予了科研人員一個相對寬松的工作環境,支持年輕人做原創性工作。”的确,領導們對于人才的關懷重視,下了大力氣,開出了極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研究中心才得以吸引各方人才紛紛投身前往。同時,研究中心學科交叉多,提供的平台大,每一位工作人員都充滿了對工作的熱情和責任心。


談到中美生活方面的對比,駱海明笑着說道:“要回國時我們家小朋友還是很舍不得的,因為他在美國出生長大,更适應那邊教育方式。起初小朋友還會問"我們什麼時候回美國?”但學校附屬學校環境很好,老師也非常細心,孩子回國後不适應的“陣痛期”基本上半年就度過了。語言适應後,也在華科結識了新的小夥伴,喜歡上了現在的生活環境。”


同時駱海明也談到在環境和醫療方面校内生活配套便捷,有同濟、協和兩家附屬醫院,醫療方面相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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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海明說,生活之外,最根本的還是文化的不同,國内外教育背景非常不一樣,在國外的時候,實驗協作或者專業溝通沒有問題,但與導師、同事之間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相對要少很多、也比較難深入。這種語言背後的文化因素會讓美國之外的人比較難融入美國的本土生活。駱海明說,文化上的歸屬感也是回國後得到的最大饋贈。國内的壓力可能更大,但機遇和饋贈也更豐盛,得到的認可和支持也更有力。希望有更多的小夥伴像他一樣追光而來,回到祖國,在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為國家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或許你想象不到,“天真爛漫”和“傳奇”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詞語可以用來形容同一個人,還是一位90後的科研工作者。剛剛從瑞士載譽歸來的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玥是韓宏偉教授課題組的一員。她可以和學生們讨論科研實驗,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出遊、追劇、聊八卦,還會在看到大家做實驗辛苦的時候,一箱一箱地往休息室買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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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就是不斷升級打怪

在胡玥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就如同升級打怪,每天不一樣,但都充滿樂趣。在科研這條路上,胡玥每次在偏離軌道之後,都被心中的那份“熱愛”和“不舍”拉回來。

從本科到博士,胡玥可以說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她,是大家公認的“學霸”:大二就作為項目負責人依托田禾院士和花建麗教授課題組開展“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研究,拿下全國獎;大四赴英國交換期間,以年級第一的成績申請到全獎獎學金進入愛丁堡大學繼續太陽能電池研究;博士畢業後,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授予化學院最優秀畢業生的弗雷澤·司徒塔特獎(Fraser Stoddart Prize),這也是該獎第一次授予亞洲人;她,是大家眼中的“活動家”:大二參加學校推薦的科普寫作培訓班,結識大三一同創業的小夥伴,一起體驗了做生意的樂趣;在英國期間,胡玥當上愛丁堡大學宿舍管理員,為國際學生之間那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跑前跑後。同時,胡玥将自己在英國“吃喝玩樂一條龍”的故事分享到網絡,成為“窮遊網”的簽約旅行作家。正是2012年初到愛丁堡的胡玥,一次和同學到當年羅琳創作小說的大象咖啡館參觀時,看到了來自全世界的小說粉絲在咖啡館衛生間裡鋪天蓋地的留言時,胡玥驚呆了:原來一部小說真有這樣的魅力,能夠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語言。作為英國女作家JK·羅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的忠實讀者,胡玥開始追尋哈利·波特在英國的足迹,她在窮遊網上寫的《<哈利波特>影迷指南》下載數近10萬,可謂哈利·波特粉絲中的專家。

曾有學生不解地問胡玥:“讀博士,做研究已經夠忙了,有時間你不好好休息,還去做那麼多其他的事幹嘛?”“做研究是正事,寫遊記也是正事,跟大家分享快樂更是正事。”在胡玥眼裡,她下功夫去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滿樂趣,沒有絲毫負擔的感覺。當然,這背後的潛台詞是:必須打心眼裡喜歡。


遇到科研遇到真愛

2016年,不少專業術語隻會英文表達,作為第一作者發表的論文數也不及課題組其他老師的胡玥,帶着些“水土不服”,加入了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韓宏偉教授的團隊。胡玥在深入接觸後發現,團隊和自己是如此的合拍,她說:科研和小說一樣,都能成為世界的通用語言。雖然團隊成員的學術背景不同,但都期望着“為實現廉價太陽能發電夢想而奮鬥”,因為有着共同的科研信仰,大家講究效率、注重質量,組内合作親密無間。

胡玥曾經戲稱在2015年發表的論文,才标志着自己進入了“科研界”,但在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的平台上,韓宏偉教授團隊積極進取、開放活躍的氛圍為胡玥的科研之路帶來了“魔法”效應:加入團隊不到三年,胡玥的研究成果蹭蹭蹭往上漲。

2018年,當胡玥得知自己與榮耀光副教授、梅安意博士作為共同第一作者完成的論文正式被《科學》雜志接收的時候,她正在美國布朗大學做實驗。這篇名為《鈣钛礦太陽能電池産業化的挑戰》的綜述論文,從2018年年初開始着手,到《科學》雜志确定接收,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經曆了反反複複幾十遍的修改。與結果相比,胡玥更看重的在完成論文過程中的收獲,她認為在完成這篇論文後,自己從合作者、編輯和審稿人處都學到了很多知識。胡玥說:“我可以站在更高的地方,用更寬廣的視角來看待鈣钛礦太陽能電池這個行業了。至于文章的發表,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已。”

這份“随心而動”,或許源于胡玥科研道路上幾個重要的導師。對自己一路上碰到的恩師,胡玥滿心感激,不論是最初引領自己接觸科研的田禾院士、花建麗教授,本科設計遇到的AP de Silva教授,還是博士生導師Neil Robertson教授,他們都用嚴謹認真的科研态度和樂觀積極的生活态度塑造着胡玥的價值觀。胡玥提到在申請博士學校的時候,自己曾想要選擇名氣大、排名靠前的學校。深知她研究興趣所在的指導老師AP de Silva教授這個時候第一次對她發了脾氣 :“就是因為有名氣,所以你要去嗎?我不會給你寫推薦信!”AP教授認真地告訴胡玥,做研究就像是一段羅曼史:隻有遇到真愛,才能長久下去,快樂下去。之後,胡玥認真評估了個人興趣,重新申請學校時,教授開開心心地送上了一封滿是贊譽的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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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自律:是優秀者的通行證

作為老師,胡玥尊重學生的選擇,鼓勵學生去嘗試,也很願意為學生創造條件,讓他們去發現自己喜歡的方向。其中,讓學生感觸最深的是胡玥對待科研的嚴謹态度。學生王啟飛在拿到胡玥幫自己修改的論文時非常震驚:整篇文章密密麻麻寫滿了胡玥400多條批注,從實驗的方法、數據分析到标點符号都有修改,旁邊還細心地标注着修改的原因,值得參考的文獻和注意事項。在胡玥的指導下,王啟飛把文章前後修改了8次。這個過程中,王啟飛深刻的認識到:要成為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就要具備那股子的認真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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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優秀是一種習慣,而習慣源于嚴謹,源于自律。胡玥每天早上7點多起床上班,晚上多數時候會去健身房,10點半睡覺,而工作多是在辦公室的工作時間完成的。相信,在太陽能電池研究的科研道路上,胡玥,随心而動,終不負青春,不負夢想。

 


  在牆面上貼層薄膜,打開開關就能發光照明;看似普通的汽車擋風玻璃,通上電就能顯示導航地圖;手機可以卷成軸藏進袖口,電視可以薄如紙挂在牆上……

   這些原本隻存在于科幻電影中的場景,正因為OLED技術而逐漸成為現實。

堅守初心 落地生根的夢想

  王磊出生于河南南陽,卧龍躬耕之地。2000年,他考入武漢大學化學系碩博連讀研究生,并于次年前往香港浸會大學先進發光材料中心學習。

 此前,王磊在光電材料領域中主攻光動力治療方向,研發出的技術通過發光照射可有效殺死癌細胞。在香港學習期間,他與OLED研究的“華人三劍客”之一、台灣學者陳金鑫的一番對話,徹底改變了他的想法。

  他說,當時研究光動力治療,所有的研究成果隻能體現在紙面上的數據變化,見不到實物,看不到效果,缺乏成就感。而OLED技術不僅可感可見,而且可以預見的技術進步足以改變世界,“瞬間就打動了我。”

  此後,王磊調整研究方向,并于博士畢業後進入香港浸會大學先進發光材料中心做博士後研究員,主攻OLED發光材料。

  不過,這一研究道路并非一帆風順。根據美國咨詢公司Gartner描述的技術成熟度曲線,任何一項新科技從誕生到成熟都要經曆“科技誕生的促動期”、“過高期望的峰值期”、“泡沫化的低谷期”、“穩步爬升的光明期”和“實質生産的高峰期”。

  彼時,OLED技術問世已有30年,正處于曲線中從峰值向低谷過渡的時期。

  十餘年間,從歐美到日韓再到港台,一批又一批的學者、企業一哄而上,争相研發OLED技術,紛紛铩羽而歸,最後又如潮水般退卻,就連國際巨頭索尼都中途放棄。最終大浪淘沙,隻剩下韓國三星等極少數企業熬過低谷,占據了目前全球OLED顯示屏生産90%以上的市場份額。

  王磊作為少有的堅守者,面對市場的波瀾跌蕩始終未曾動搖,終于在武漢找到了讓理想落地生根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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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武漢市成立OLED技術發展領導小組,依托當時的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 推動OLED 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尚在香港的王磊應邀回漢加盟,主持OLED發光材料的研發工作。

經過多年努力,他逐一攻克技術難關,首次發現了芳香環鍵聯蒽類衍生物的激基締合物現象,并以此為基礎,成功研發了一系列高性能熒光藍光材料,材料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在OLED磷光主體材料的研究上,王磊以咔唑為基本結構單元,構建了性能優越的雙極性的磷光藍光和綠光主體材料,所制備的綠光器件電流效率達到95cd/A,外量子效率高達26.7%,同樣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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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有機深藍光熒光材料


  上述成果一舉奠定了王磊團隊在OLED發光材料研發上的學術地位。

  但是,看着千辛萬苦做出來的研究成果成天躺在實驗室裡“睡大覺”,王磊心裡卻很不是滋味。“對于電子信息産業而言,一項新技術放上一兩年就會變成廢紙,對國家、地方經濟發展不能産生任何積極作用,實在太可惜。”他說。

  一開始,王磊也曾想效仿美國、香港的做法, 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形成能與國外企業相媲美的工業産品。但他到學校一了解流程,馬上就被潑了一瓢冷水:科技成果轉化不僅要院系、校長辦公會同意,還要報教育部、财政部、發改委審批,通過後才能進行招拍挂。如此流程走下來,至少要一年半的時間,足以磨滅所有的耐心與激情。 

  恰逢此時,2012年武漢市仿效矽谷出台“黃金十條”,允許教授留職創業,支持設立新型産業技術研究院,科技成果轉化收益7成歸于研發團隊……種種利好讓王磊看到了希望。

  2013年,武漢光電工研院成立,圍繞光電顯示領域細分産業發展需求,針對産業鍊缺失環節引進和培育創業企業,重點引進材料、基膜、背光源、芯片等上遊領域相關技術轉移轉化和孵化培育。

  在光電工研院的推動下,武漢尚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由王磊領軍,任董事長、首席科學家,他的學生穆廣園任總經理。

  通過一系列科技成果轉化,尚賽光電成為熒光材料、磷光主體材料和電子、空穴傳輸材料等新型 OLED材料的生産供應商,擁有40餘項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掌握了核心OLED材料的生産、提純等工藝。

  王磊說,公司成立前後,得到了武漢光電工研院無微不至的關心與幫助:

  企業成立之初缺乏啟動資金,光電工研院幫助尚賽四處找資金、上路演,最終拉來了500多萬元。依靠這筆錢,尚賽光電成功使發光材料的使用壽命和穩定性大幅提升,達到了企業産業化生産所需技術指标。

  入駐工研院孵化器後,尚賽光電作為初創企業,無力配備電路闆整條生産線來完成小批量、多品種“打樣”試驗。為此,光電工研院建立了高端電子組裝服務平台,并引進專業工程師團隊指導企業操作,低價甚至免費向尚賽光電提供服務,幫助企業打破困局,加速了新産品的更新疊代步伐。

  産品研發成功後,工研院又促成武漢天馬微電子和華星光電兩大龍頭企業與尚賽光電對接,促進企業明确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成功将“産業鍊”需求傳遞到“創新鍊”,目前尚賽光電已成功進入華星光電和天馬研發材料供應鍊。

  在武漢尚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的實驗室裡, 王磊教授向筆者展示了公司的核心産品——用于制作柔性OLED面闆的半導體發光材料。

  這些裝在透明玻璃瓶裡的白色粉末,看似毫不起眼,卻足以颠覆整個産業——目前大行其道的平闆、筆記本電腦,将來或許都會因它而消失。

   王磊介紹,制作 OLED 面闆時,要将這些發光材料放進蒸鍍設備中,制成一片片厚度不到幾毫米的薄膜。這些薄膜經過一系列技術處理,隻要在兩頭接上電源,自己就能發光,“不像 LCD 顯示那樣,需要背光源通過液晶偏振才能發光。” 如果配以不同顔色的發光材料,就能顯示動态畫面。更為神奇的是,這些薄膜可以任意彎曲、裁剪、折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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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折疊的OLED顯示屏幕


  使用OLED 顯示屏,未來一台電視機可能隻有 1 毫米厚, 就像一幅畫一樣,在牆上想貼哪兒就貼哪兒,搬家的時候一卷就能帶走。配上藍牙充電技術,連電線都省了。而平闆或筆記本電腦也能變成紙一樣薄,統統集成進手機裡。需要用的時候,打開折疊手機,或内置卷軸屏就行,“随着 OLED 技術的突飛猛進,未來兩三年可能就會看到這樣的産品。”

  王磊介紹,眼下 OLED 技術主要應用于手機屏幕,目前,三星、蘋果等國際大牌手機推出的最新款高端手機基本都配備了 OLED 屏。

  而在國内,華為、小米等手機廠商雖然都極力推出使用 OLED 屏的手機,但受限于 OLED 顯示屏供應量不足,始終難以成功。

  在此背景下,京東方、華星光電、天馬等國内面闆生産企業紛紛在國内上線新一代 OLED 生産線,投入大量資金研發、試制 OLED 屏,“就是為了打破國外對 OLED 顯示技術的壟斷,結束中國電子信息産業持續數十年的‘少屏’困局。”

  但這些生産線所需的發光材料有十餘個品種,絕大部分都要從國外進口,“有些材料被國外企業漫天要價,賣到了 1 克兩三萬元人民币,賣給中國企業的價格遠超三星公司,加重了國内廠商的成本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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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發光材料


  目前,武漢尚賽光電已可生産兩到三個品種, 有望替代進口産品,其他品種仍在研發、優化當中。 

  未來兩到三年内,在武漢的華星光電和天馬OLED量産後,尚賽光電作為湖北省唯一一家 OLED 核心材料供應商,能為其大量提供原材料,“每一個品種的材料,都可能為尚賽帶來 5000 萬元到 1 億元不等的大訂單”。

  尚賽光電是國内少有的擁有自主研發能力的 OLED 材料供應商,公司 40 多餘員工中有三分之一是研發人員,其中有 6 個是有機半導體領域的博士,擁有 40 多項發明專利。

  王磊說,“随着我們研發工作的不斷推進,将生産出更多能夠滿足産業化需要的發光材料, 從而逐步取代國外進口産品,徹底實現國産化替代,點亮中國的‘夢想之屏’。”

  來源:“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公衆号

  本文已得到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