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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國光·人物志·師者】 韓道:一盞“燭台”的寬度和溫度

來源: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    作者:    發布時間:2019年08月15日    浏覽:61次


編者按:8月7日,東湖高新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專題黨課暨先進典型事迹報告會在光谷公共服務中心舉行,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副院長韓道作為科技創新的典型代表,分享了自己入黨10年、從事科技服務行業7年的心路曆程。韓道大學時期就立志“科學報國”,畢業後果斷放棄回深圳當企業高管的機會,選擇留在武漢光電工研院,帶領團隊兩三人探路科技成果轉化,曆經困難與坎坷,先後推動高校科研成果“三權下放”,通過提供專業科技服務助力一系列“卡脖子”技術成功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扶植了一批高科技企業迅速成長壯大。

韓道并沒預料到,繪制一張完整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優化圖”,竟是如此繁瑣的“苦差”——這是2013年初,而這一年于他而言,注定是奔忙且不尋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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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初生之年”——依托一所理工見長的知名高校、憑借幾位“前科研工作者”,懷着熱忱、敏銳和隐而不宣的情懷,這個新型科技協同服務平台于2012年初獲批成立,當年10月12日正式挂牌——而這一天也就成了大學老師韓道的正式“身份轉換日”。 博士畢業留校兩年,離開實驗室,放下熟悉的顯微鏡和培養皿,還來不及撣盡三尺講台上的粉筆灰,便匆匆踏上嶄新賽道。從華中科技大學老師,到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從學術科研到“成果轉化”,前路闊朗,卻人迹寥寥,“拓荒”的興奮感與陌生感并駕齊驅——而此番境遇不僅是個體的,更是行業的,甚至極具代際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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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在五年前還是個拗口而陌生的概念——不僅在大衆認知與公共話語中寂寂無聲,甚至對于許多科研工作者而言,這個語彙也是割裂而遙遠的。不解是直觀而顯見的——韓道的家人頻頻追問:“大學老師當得好好的,搞什麼企業?做什麼轉化?”而教授們對此也是疑慮重重:“成果的所有權及使用權何屬?程序是否繁瑣?”而“書齋”與“産業”之間到底有多遠,“探路者”甚少,韓道與他的團隊“硬着頭皮、溯源摸索”。

彼時,科研成果轉化項目如超過500萬需向教育部申報,而若超過800萬則需教育部與财政部批示。而對于深耕“成果轉化”這一産業服務領域的光電工研院而言,頻頻申報意味着要将極大精力投入到重複性工作之中,領先的科技成果也極有可能“胎死腹中”——推動程序簡化無疑是當下的燃眉之急。

事實上,高校科研成果的“三權下放”(即處置權、審批權和收益權),在細節和實踐上依舊疑題重重。對于韓道和團隊成員來說,這個關鍵性問題自然成了“拓荒首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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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個人,500多個日夜,摸透17則法律法規及相關文件——讓一張“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優化圖”羽翼漸豐,難度堪比一場複雜實驗。這張标注了解決方案、簡化形式、法規依據的“巨幅圖表”,經由武漢東湖高新區與科技部上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深度研究後,很快有了國家層面的回響。

這個故事在湖北日報頭版刊出那天,正值國家高新區管委會主任聯席會議在武漢召開。油墨尚溫,報紙已在105位與會代表之中遍傳。這個時刻令人記憶猶新。而對于韓道而言,欣喜之餘,深感重擔在肩,“以機制突破為原點,成果轉化之路果真大有可為”。

随後,2014年底,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201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2018年3月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确提出,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

六年荏苒,如今,創業創新家喻戶曉,而“科技與産業的融合、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無論對于政府、資本、高校管理者、科研工作者,都已廣為人知”——今年初,有意從斯坦福大學回到華中科技大學的青年教師中,“回國後科研成果能否順利轉化”已然成為關注度頗高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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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以相輔?

 

“光谷與華中科技大學,則類似矽谷與斯坦福大學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在韓道看來,在人才、專家、科研平台、技術源頭等諸多維度,二者之間不僅限于交流互通,還有着支撐性的、機理性的“結構性關聯”。

而與高校、科技“先天親近”的光谷似乎永遠“年輕”——對于在深圳長大的韓道而言,這盎然氣息是極熟悉的,“光谷的魅力在于‘年輕’——新産業、新移民、多元化,我們從前有‘武漢三鎮’的說法,現在則公認是‘武漢四鎮’。光谷這個三年間人口流入達60萬的‘新鎮’,事實上是武漢從老工業基地向科技創新之城成功轉型的生動剖面”。而光谷在産業結構與發展路徑上的“年輕化”,也浸潤其每一個顯性細節——在通勤班車上、在園區食堂裡、甚至在深夜便利店門口,年輕人的神情總是相似,他們不願服輸,有着率真的笃定。

在韓道看來,光谷“芯屏端網”布局本就是“一個體系”,不過,就某一單獨領域而言,也許武漢的競争力并非是一騎絕塵的——北京與上海的芯片行業更為成熟,深圳集成電路設計體量與規模不容小觑,國内最具實力的幾家顯示屏公司也不在武漢——存疑的問題是,産業結構本身是否可稱“城市标杆”?

而光谷乃至武漢的真正優勢在于“密度”。在僅有500餘平方公裡的光谷,産業集群、技術源頭、人才彙集的“密度”意味着“效率”,幾方“互動”則意味着“活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光谷,也許沒有下遊的飛瀑激流,卻本就是汩汩不息的可溯之源。

這個 “敢于轉變、善于轉化”的“第五城”,在人才資源上也獲得更多機會。在韓道看來,與“留住人才”相較,“人才流動”是更具關鍵性的。“我們更欣喜的是,許多北上廣深、甚至海外歸國的成熟人才在不斷回流”,而“成熟人才,攜成熟技術、産品、經驗,回漢就業或創業,意味着這個城市在‘升值’。”

城市“升值”自然帶來“結構性機遇”,因此毋庸贅述“情懷”或“機緣”——用極樸素的話來說,是“回來有事做”。光電工研院育成投資基金的副總張傑,便是頗為典型的一例——從南洋理工大學畢業,曆任全球知名專業信息服務公司金融分析師和知名投資公司風險投資總監,在2014年回漢發展,為光電工研院的科技領域風險投資闆塊開辟疆土。


 

轉身,“舉燭”

光電工研院的“轉化之路”,也意味着韓道的“徹底轉身”。“放棄”實為一種“敬畏”,“科研行政雙肩挑,對我而言很難兩全,無法盡好教書育人的責任”,因此,決定承擔工研院職務的一刻,他徑直離開了學術科研崗位,雖不舍卻笃定。

在科研舞台上,從“台前”退居“幕後”,從“親為”改做“服務”,在韓道看來,“教授和企業是主角,而我們作為第三方科技服務機構,解決科技和産業創新中的問題”。新問題接踵而至——例如,制造業這個“沒有故事的老同學”難獲青睐,“理解壁壘”難越、資本耐心有限,光電工研院發起成立專注光電産業投資的育成創業投資基金;武漢缺少小批量、多品種加工平台,光電工研院則搭建平台提供定制服務;針對精密儀器的進出口小單,成立服務中小微企業的外貿子公司。

不過,在光電工研院的孵化及投資項目中,獲得感和成就感依舊豐盈——2013年,光電工研院推進“顯微光學切片斷層成像系統”(MOST)知識産權組以1000萬元挂牌交易,這是當時國内科技成果轉讓項目中,标的最大、個人及團隊分配比例最高的案例;孵化企業華引芯(武漢)科技有限公司以高端led芯片定制及micro-led應用打破國外巨頭在該領域壟斷地位;培育企業武漢尚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發出一系列OLED核心發光材料,成為全省唯一、國内少有的OLED核心材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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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光電工研院已累計申請知識産權700餘項(含孵化企業),共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項目32項(含轉讓作價和投資入股),成果轉化金額超過2.5億元;集聚了百餘位海内外高層次人才,對接科研項目超過140項,培育企業已超百家,培育企業投後總估值超過40億元,累計獲各類風險投資和産業資金4.5億元。 

“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似是一種“使命”——成為“舉燭人”的韓道,依舊悄然持守着某種“情懷”。在光電工研院,有一份特殊的“約法三章”——其一,教授不能兼任總經理,潛心教書科研即可;其二,首輪融資結束後,發明人團隊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50%,公司是“發明人的公司”;其三,不提倡教授用在讀學生做公司員工,前路尚遠,學生們本應專心向學。

在這裡,科技解放與産業創新真正的休戚與共,不僅是“共赢的”,亦是“機理的”。而對于韓道而言,航路幾易,雲帆未改,心存熱切與笃定,何需引頸長歌。 

截至目前,光電工研院已累計申請知識産權700餘項(含孵化企業),共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項目32項(含轉讓作價和投資入股),成果轉化金額超過2.5億元;集聚了百餘位海内外高層次人才,對接科研項目超過140項,培育企業已超百家,培育企業投後總估值超過40億元,累計獲各類風險投資和産業資金4.5億元。 

“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似是一種“使命”——成為“舉燭人”的韓道,依舊悄然持守着某種“情懷”。在光電工研院,有一份特殊的“約法三章”——其一,教授不能兼任總經理,潛心教書科研即可;其二,首輪融資結束後,發明人團隊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50%,公司是“發明人的公司”;其三,不提倡教授用在讀學生做公司員工,前路尚遠,學生們本應專心向學。

在這裡,科技解放與産業創新真正的休戚與共,不僅是“共赢的”,亦是“機理的”。而對于韓道而言,航路幾易,雲帆未改,心存熱切與笃定,何需引頸長歌。